社会民主主义：中国社会形态论纲

(大阪大学)赵京

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缺乏对知识的反思机能，这种思维机能的缺陷在社会科学(包括民主理论)方面更为突出。

任何社会活动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对后世产生影响。一种是历史的结局被新的时代继承(例如文革的结束、十年有限改革的终结)，这种形式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时间上越发短暂，在空间上越发广泛了。但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淡化、消失，而人类的遗传基因中在社会形态方面几乎没有进化，所以我们看到的总是历史的反复——“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第二种途径是通过对历史的认识而达到的。这种认识的途径注重于对历史的反省，并力图寻找出对后世有益的时代精神来。

历史认识的途径，在中国，最初也曾具有强烈的反思传统。这就是春秋战国之际涌现出来、至今未能超越和完全理解的诸子百家争鸣的精神。当时有“孔子辑《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记载，但这种传统自焚书坑儒、独尊儒术的专制统治以来就再也不复具有反省历史现实功用了。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中国史学，虽然注重道德的垂训，又拥有悠久、丰富的成果，但却都是儒教的脚注和佐料，成为当政者御用的工具。可怜的中华民族，直到另一次民族悲剧的发生，才体会到历史的重复是何等惊人地雷同。

近年未，国内的学者们对于科技发展史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中缺乏对知识的反思机能，中国的文明可以知道 “什么是科学”的具体归纳，却不会提出并回答“科学是什么”的抽象思维的“元科学”问题。这种思维机能的缺陷，决不是可以填补的“学术空白”，更不只是多少年的“差距”，它漫布于整个知识文化中，在社会科学(包括民主运动理论)方面更为突出。西方文明的进步在于它不断地从历史的现实中提取精神的实质来丰富思维机能。没有《共产党宣言》，就没有至今为止的共产主义运动，而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形成世界性的潮流，也是因为其精神思维的深远。对于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六四”事件为止的十年有限改革，也可以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的激荡，甚至秦始皇以来大一统局面下的改朝换代，而精神思维的历史从春秋战国以来除了点滴的荧光，几乎是空白、断层。所谓文明的衰退，就是指精神思维机能的消亡。

越是个性(区域、时代、个人特色等)的东西才越具有真实的普遍性，本文也可以看成是我十年来投身于有限改革运动的总结。中国理论思维机能的扩充，需要的不是知识的累积、组合，而是人格的体验。不同时代的历史感知是人类精神发达史的唯一创造源泉。

1.变革期社会理论的贫困

1-1.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科学哲学的方法论

核武器的出现促使人类在其走向灭亡之际具有了理性的能力，要求国际社会必须组成新的形态关系。马耳他会晤的超级大国首脑们并不具备比雅尔塔会晤的首脑们更多的良知和更高的道德勇气，而是全球范围的人类理性的增长具备了防止世界战争的能力。这首先要归功于反抗本国当政者霸权主义的良知，最早是核物理学家的反省和警告：爱因斯坦的忏悔，玻尔在哥本哈根的演讲，海森堡等德国科学家对纳粹当局的不合作态度；再有广岛、长崎的纪念活动，社会主义国家上亿人的签名，萨哈罗夫为代表的原子核物理学家对人类命运的责任感(Time，1990.5)，在中核(INF)削减的日内瓦会场堆放的成堆成堆的签名对于两个超级大国的首脑是何等的激励啊!促使现代社会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飞速发展的最大动力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近代社会的合理组织形态又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必要前提。美国最早推广的泰纳管理制就是一个把科学运用于社会关系的成功先声。

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里本身就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部分，也是经济发达的最重要衡量指标；经济的落后曾经是共产主义成长的温床，也是共产主义消亡的直接动因。

关于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最著名的可能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提出的理论了。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常规科学阶段性地变革，由新的科学革命引发新的科学规范的过程。库恩本人是理论物理学出身的，任何一位熟悉物理学史的人都会对其论点产生同感的。稍微推广一些，我们也乐于以这样的立场来理解其它的严密自然科学(以数学的运用为基准)如数学(由欧几里德到微积分的变革)、化学、生物学的发展。但类推到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则会引起极大的争论和混乱。

实际上，严密自然科学本身，包括物理学，在现代社会的更新、发展，已经不可能分出截然明了的“常规”与“革命”的不同阶段了。库恩遭到了强烈的批判，晚期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某些立场。而形成科学哲学主流的是由欧洲人文传统培育出来的波普(维也纳学派)、罗素、怀特海(《数学原理》、《近代科学的精神》)、维特根斯坦、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等人的逻辑经验，实证主义所表达的理论。他们认为：科学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被批判、不断更新的过程，专门把通常科学与科学革命区别出来，容易忽视科学发展的本质。

库恩的理论，从方法论上看，其特点是缺乏辩证法的归纳主义：由具体事例断言普遍规律，这是美国式的实用主义的优劣并备的特点，容易提出新东西却不太经得起批判。这个特点，是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理论带有的不可避免的缺陷，马克思，由于其理论的深远和庞大，更有不容忽视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局限性，在社会实践中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本世纪初，德国著名哲学家李凯尔特在《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中对两者的区分界定为：文化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是不可重复的、一次性发生的记叙和描速，是特殊性的事例；自然科学则是可以重复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和法则。前者(以历史学为代表)的每一个事例(历史事件)都有特殊性值得研究、揭示出来启示后人；后者(以化学实验为代表)的每一个事例都只是普遍规律的表象而已，中国社会的残忍性就在于每一次历史事件都成为专制统治下普遍常规的实验，十年有限改革就成为这样的没有特殊意义、没有新的创造的“现代洋务运动”的实验牺牲品。黑格尔和马克思惊异于西方“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的历史则几乎是雷同。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可以用下面的图式来区分(图表略)：

其中，量是指知识的积累，质是指对事物认识的接近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都是随时间增长而增长的单调曲线，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随时间的增长越来越精确，社会科学则是不规则的非递增曲线，所有人类思想理论可以看成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各种思潮构成的小折线对曲线现实的接近。任何理论的局限在于：(l)它不可能准确无误地知道未来，它关于本人经历之外的世界、当时所处环境之外的时代的知识，随着时、空距离的扩大越来越淡薄、贫乏。例如，马克思的理论，越接近十九世纪中期，越接近德国(图式中省略了地域轴)，其理论直线与实际曲线就越符合。但马克思当时对于中国社会没有什么知识；对于俄国社会、美国的南北战争，可以读到一些过时的报纸新闻；对于南美的玻利瓦尔，只能依据一些传闻做一点没有把握的猜测判断(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参见《玻利瓦尔；一个大陆和一种前途》)。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德国、西欧也展示出其理论与现实的差距。

当然，那些今天仍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注1)的人可以说：那条实际的曲线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会相合在马克思理论的直线预测上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集团决意无视“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沿着僵化的既定原则走下去，而且还不惜以中国社会作为实验要“拯救”马克思主义。按照数学的不证自明的设定，任何曲线、直线在无穷远处都是可以相交的。这种无穷远处的目的论出发，共产党可以证明贪官的历史贡献在于促成社会由封建主义向社会主义尽早进化，当然也可以设定今天社会主义的各国的变革只是为更高的扬弃准备过渡而已。不过，且不提地球寿命的有限、宇宙系统生命的衰危，人类可用的自然资源的限度已是屈指可数的了。

1-2.马克思理论的几点局限

马克思对于社会形态的分析，形式上与库恩相似。这主要归因于他的生活体验：对基督教文明之虚伪、近代工业文明到来的阵痛、以及普鲁士专制等的痛恨。

恩格斯在悼念马克思逝世的致词中，把马克思的可以与进化论相提并论的贡献(注2)归为两点：剩余价值与唯物史观的学说。首先，必须公正地指出的是：剩余价值理论本身，即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力商品的可变价值与不可变价值的存在，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但后世人把它“误解”为马克思的发明了。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把剩余价值的经济理论赋与政治、社会的意义，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法律正统下的非道德、非合法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达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形成对应于物质生产力的，独立于主观意志的、特定的、必然的生产关系；这个生产关系的总体构成了包括法律、政治、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物质生产力的进步要求与之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变革，但旧的上层建筑，由于涉及统治阶级的利益，阻碍生产关系的变革，于是就爆发了社会变革来改造上层建筑，使其形态适应生产关系的变革要求，社会形态就进步了一个阶段，历史就是如此不断的螺旋上升曲线。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当夹杂着妇幼、激愤、欢呼、刀枪和彩旗的巴黎民众涌向关押政治囚徒的巴士底狱、守卫在岗楼上的官兵们在人类命运的感召之下扭转枪炮与民众共同欢呼的时候，历史学家们一致把它定义为人类史上兴许是最辉煌的时刻。但在此之前，法兰西社会三个等级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一触即发；而鲁索、伏尔泰、百科全书派的启蒙思想家们已经把平等、博爱、自由、人权的理念 “灌输”到广泛的社会各阶层中去了。

法国大革命的伟大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越发深远地影响人类生活，而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本身，也是人类深化对自身命运认识的一面镜子，从米勒的记叙(《法国革命史》)、梯也尔、基佐的经济、政治分析，到饶勒斯为止的学院派研究的确立，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既是历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准，又是新的社会变革运动的理论启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最关键的概念--阶级，就是法国大革命研究的成果之一。

马克思由生产的组织形态，即生产数据的占有形式和对财富的分配形式的考察使用阶级这个概念的。对于阶级概念的定义本身，到今天为止，仍然有不少争论，其中最有力的批判来自韦伯的“身分”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就是今天学术界广泛使用的“地位”一词，吉丁斯(Giddens，《先进社会的阶层构造》)指出 ：由经济利益带来的各阶级的分裂，与基于主观评价而造成的不同地位，并不是总是一致的，两者是可以独自变化的。

美国社会首先表明了马克思理论的不适应，韦伯去过美国，看到了由于文化(学历)、种族不同带来的社会地位不同集团的分化，首先指出由经济利益、生产关系的形态不能全面说明社会事实和历史变动。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民族的利益超越了阶级的利益集团是最有力的说明：那些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旗帜下的第二国际的劳动者在第一次大战爆发时都加入了各自国家的战斗行列，考茨基本人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认为只要不开第一枪杀害阶级兄弟，就是社会主义者；第三共产国际的最终功能，只是成为苏联帝国扩张的走卒。

其次，生产关系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在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形态，其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很高，在消费领域，通过累进税制、福利措施等法律手段，可以保证很高程度的平等分配。新的生产形态促成了中产阶层的成长，否定了马克思的两极分化、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预告，二、三十年代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并没有带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

第三，马克思的理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社会，无法提供任何说明，东欧、苏联的变革即使不能断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和终结，但起码可以证实“科学社会主义”最终仍然是空想，所谓无产阶级社会只能是乌托邦。

另外，马克思主义，由于其功利性的扩张，已经不可能成为社会研究的有效工具了。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在社会科学中广泛运用的实证分析、调查研究，都很难用阶级、阶级斗争这样的术语来展开。对应于社会形态复杂的分化和分析社会的工具的发展，由不同地位集团在各个领域形成的不同阶层目前正成为社会结构、社会变动分析的基本术语。

1-3. 现代化理论的根本缺欠

现代化、产业化理论是西方社会学界非常成功的理论，它克服了马克思留下的疑难，否则西方社会不可能得到今天这样的发展。它主要归源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孔德的社会发展三段论、杜尔凯姆的由“无机体社会”向“有机体社会”转化的理论，以及韦伯的关于现代社会形态的官僚(科层)制理论、萨谬尔(G. Simmel)的实证进化观(《社会分化论》)、膝尼斯(F. Tonnies)的由村落集社(Vergemei schaftung) 向社会利益共同体形态(Vergesell schaftung)转变的理论，等等。以这些理论为基础，西方的学者们找到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有力说明。例如由索罗金提倡的社会阶层理论到P. M. Blau、O.D. Duncan等人的社会阶层移动分析技术的形成，成为实证社会分析的主流。在六十年代后期西方各国频繁爆发学生运动、黑人运动、女权运动以及至今的环境保护运动、反战、反核运动，虽然其社会造成了一时的冲击，但两方学者借用一部分马克思的观点，很快找到了分析的视角，如目前的资源动员论(盐原勉：《组织与运动的理论》)，部分解消了社会矛盾。

当然，其最大的当代社会学者要数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了(《近代社会的体系》、《社会类型--进化与比较》)。不过，他与默顿的“中范围理论”一样，不敢论及中国的现代社会形态，甚至还武断地说：近代化的历史，就是除日本之外的殖民地的历史。这个“除日本之外”的用法似乎成了日本成功的奥秘魅力之所在。这种从殖民扩张的角色来看待世界历史的局限使得其现代化、产业化理论从根本上就不适用于对中国社会变动的分析，也是几乎所有的受美国功利主义传统影响的，关于中国社会研究的共同贫血症。

国民党基本上承受了这种殖民扩张的政策(主要还不是军事、政治方面，更多地指文化、经济生活方面)，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了中国社会对于这种扩张抗拒的成功。更广义地说，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伊斯兰革命都是对这种现代化扩张进程抵抗的变形。殖民的扩张可以在本身社会文化基盘弱小的地区成功，而在中国这样的国度的失败，表面上是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基础在于抗战中的爱国精神)，实质上则是由于中国社会没有具备“迎接挑战”(汤因比)的文化精神--主要是缺乏西欧那样的由文艺复兴带来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传统--造成的。

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是基于对西方社会的文化继承上的，实际上，《共产党宣言》中所体现的社会背景，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都可以看成是对近代工业文明的一种反应：人际关系、经济利益、世界市场的形成，国家形态、民族独立、阶级斗争……，都是由工业化这个“怪物”带来的!但是，欧洲社会形态对应这个怪物的，有自伯里克利以来的民主理念，有但丁、达.芬奇、巴尔扎克、雨果、哥德、贝多以及莎士比亚的人本精神，有鲁索的契约论、霍布斯的人与人关系就是狼与狼关系的警告等。所有这些理论、思想，都是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先导和基石。但是，精神思维还没有超越战国时代的中国社会怎么可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走完西方社会数个世纪的历程呢!美国的成长也不只是两百年的历史，《独立宣言》就是数千年来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杰佛逊、潘恩等人的建国思想已经为美国的成长奠立了牢不可摧的基础。

如果说西方的现代化`产业化理论不适应于中国很大程度是由于文化、历史背景的不同，那么，日本、韩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区的成长能够带给我们多大的希望呢？实际上，这些国家、地区的成功确实在带给了我们不少困扰的同时，否定了东方儒教文化不适应现代工业化文明的悲观，但它们的社会形态与中国截然不同。从本质上讲，社会形态的差异作用远大于文化相同的影响，南北朝鲜就是最好的例子。而几乎所有的各种“模式”论点都忽视了社会形态的差异这个最根本的前提。那么，什么是中国的社会形态，它与世界各国的社会形态又有什么共通和特殊的地方？

按照普通的理解，现代中国社会形态具有两大基本特征：共产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大特征都不只是否定意义，而是不可分别的同一中国社会形态的两重性而已，对于前者的认识、由于东欧、苏联的变革使我们有必要、有可能重新来审视世界近现代的历史和方向，对于后者的认识则直接地由“六四”天安门事件揭示出来了。这双重特征，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中、西两大文明交融的产物，中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是以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来迎接现代工业化的到来的。所以，考察中国社会，从根本上讲，不能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其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只是社会形态对工业发达的单纯对应--因为西方社会已经具备了单纯对应的社会基础)，而首先应该从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界潮流中去探求，其次才能理解与共产主义特征并存的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考察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本质的最明晰的理论和实际就是社会民主主义。

2. 社会民主主义对近代社会变动的理解

人类对于自身命运的认识，是随着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生又反过来加深对过去历史的理解的。而那些真正对人类历史有影响的事件，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愈加意义深远的。

2-1. 东欧、苏联变革的实质

原《新观察》总编辑戈扬女士说过：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与衰亡是人类二十世纪的两大遗产。从整个人类近代史的发展来看，我愿意大胆地断言：从巴黎公社以来的世界历史，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形态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取得不同形式的成功的过程。面对东欧、苏联的变革，瑞典首相、社会民主党的党首说；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来说，相对于无法控制的自由市场的暴乱，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了一种历史性的选择。

从历史上看，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两大主流。在中国人的头脑中，由于共产主义的胜利，被灌输了“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的混淆错误概念。首先必须指出：战后自称为正统社会主义的诸国，被西方称为“共产圈”的苏联、中国、蒙古、北朝鲜、印支三国、古巴等几乎由共产党一党专制，是属于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它们构成了社会主义的主流。稍次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主流的社会主义，是以斯堪底纳维亚诸国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在近代史上社会主义有过许多流派，《共产党宣言》中就批判过的有“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加空想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在我们的时代中，最有典型意义的可以数出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动党(纳粹)、纳塞尔、苏加诺、庇隆、卡扎菲、奈温等各种各样的变形。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或者由于对人类生活造成的危害被扑灭了，或者由于其本身就没有生命力，被历史淘汰了。目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共产主义在处于历史性的转折关头，它将要如何变革呢？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同时，波兰的合法化了的团结工会在全国选举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马克思说：一八四八年镇压革命(米兰与柏林 )的那些当事者，与自身的意愿相违，成了革命的遗言执行人。葬送共产主义的，就是那些镇压柏林暴动、布拉格之春、匈牙利革命团结工会和八九民主运动的共产主义者。没有天安门事件，团结工会执政的含义难以明确解释，刚开始，不少人都同意邓小平的判断：认为团结工会的胜利是由于波兰的特殊情况造成的：经济危机、波兰共产党在军管、选举战术上的愚蠢和教会的煽动、瓦文萨的天才等等。所以中国共产党有信心比波兰的同党镇压成功。但紧接着是匈牙利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宪法上取消一党专制，又促进波兰共产党也分化为“波兰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联盟”，团结工会执政后面临工人新的不满又恢复到工会的地位、性质，使其变革，与匈牙利一样，成为共产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随即由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以不同方式表明出来。政治体制与中国、北朝鲜相仿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曾被宣布为非合法，却又立即遭到反对而撤回，这个戏剧性的插曲表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转变到自由、民主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这个本质，由苏共的二月扩大中央全会表达出来，那就是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随即又在南斯拉夫、蒙古和阿尔巴尼亚也得到呼应。

这个转变表明一个历史事实：社会民主主义在它形成过社会运动的地区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其意义足可以与十月革命开辟了历史新纪元一样相提并论。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的两次新纪元，都是由俄罗斯民族开创的。上一世纪的马克思时代，查理大帝曾是欧洲所有君主最后的大本营﹔在本世纪处，列宁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大救星﹔今天，又是戈尔巴乔夫为世界文明带来了新的转机和希望。戈尔巴乔夫五年前上台时虽然是打着“回到列宁去!”的招牌开始其“重建”的运动的，但是他远远地超越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因为他有明确的理念在指导着这场关系到整个世界文明的伟大转变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统共产主义者们深深地忧虑这一点，邓小平一方面安抚共产党，寄希望于“列宁故乡”的苏联人(即利加乔夫等保守派)；一方面又赶快把刚送给戈尔巴乔夫不久的“同志”称号又收了回来，因为戈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2-2. 社会民主主义的来源

作为社会思想的社会民主主义首先来源于对所有人类文明优秀遗产的继承，包括共产主义理想的不少成分；柏拉图的共产社团的设想、《圣约》中的人格平等、财产平等的思想、穆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等构成马克思理论来源的那些理论、实践；但也包括至今成为西方社会文明基础的那些思想：苏格拉底的人格、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城邦中庸市民民主形态的论述，由罗马帝国流传下来的法律体系、“黑暗中世纪”时的教会文明(阿奎那)，以及特别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的洗礼；当然还需要补充一些东方文明的养分：大同理想、注重自然等等。

社会民主主义是在近代工业文明的到来之际才具备理论的论速条件的。它的主要来源是两个方面的：对于“人”的重视和对于社会组织形态的改革愿望。前者最明确的体现是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美国革命的《独立宣言》以及四十年前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共产党政府至今未在其上签字)。

在中世纪，人是依附于神权和君权的，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个人的权利。从文艺复兴以来，人可以用“人”的观点来考察社会、改造自然，扩大膨胀了人的欲望和丑恶，所以出现了人性恶的思想，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幸福等人权不至于受到他人的非法侵害，必须组成政府来保障整个社会正常地存在；关于政府的职能、性质也是出于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多数利益，所以可以推翻暴政，因为其不具备合法性，其形式采取“三权分立”的国家形态。这些理想在实践过程，形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实践，特别由于其早期的资本积累，殖民侵略的丑恶历史，人对人的赤裸裸的经济压榨，成为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最基本原因。

社会民主主义的更重要的来源是社会主义的潮流，所以甚至可以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也是社会主义潮流中的一个部分。它最明确的代表是空想社会主义，特别是圣西门。他其实有两重性格；一个是由马克思继承了的社会变革的空想，另一个是由孔德等人继承的关于近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进化改良思想。遗憾的是马克思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关于社会组织形态进化、有机体化(复杂化)的思想评价过小，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与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一样，拒绝了关于人性理论的影响，这就是今天为止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阵痛的最基本原因。东欧、苏联得以变革成功，也是因为它们所受的人性理论影响远大于中国，还因为俄国有巴枯宁、克鲁包特金等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非单一模式的社会主义影响。

社会民主主义由于其在第一、第二国际中的领导地位而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其思想上的领袖就是马克思。但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必须批判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反对派，特别是在德国最有影响的拉萨尔和杜林。虽然，社会民主主义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运动，但由于马克思、恩格斯身在伦敦，使得德国的社会主义劳动党得以依据德国的实际情况展开运动，其中的两名领袖在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更是大胆地修正、解释马克思主义，使得德国的运动成长壮大，成为世界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心。1890年德国虽然制定了“社会主义者法”压制社会主义，但社会民主势力在第二年的全国选举中获得140多万选票，成为第一大党，并正式改名为社会民主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社会民主主义中心的原因不仅是它在实际上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贡献。马克思去世之后，世界局势、社会形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恩格斯也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对于他们过去的理论谨慎起来，多次表明必须重新审视，一些实际的策略，如街头革命，则由于军事武器的发达变得不现实起来。伯恩斯坦在整理出版《资本论》时甚至敏感地查觉到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后期也对自己前期的一些判断动摇慎重起来了。银行小职员出身的伯恩斯坦，由于被普鲁士政府通缉而不得不离开德国没法亲身参加运动，便专心研究经济问题，成为解释马克思的权威。

他首先由资产阶级学者的各种研究中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竟然“意外有生命力”，特别是通过各种统计数据，对马克思的“中间阶级的没落”、“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提出疑问和否定，并进一步否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预告。而同时代的拘泥于马克思教条的默林、拉法格等人的研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伯恩斯坦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典型代表。尽管在其之前，曾有不少人对社会主义诸学说存在疑问，但伯恩斯坦是从全体上对马克思进行修正并指明新时代下运动策略的第一人。伯恩斯坦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新的乌托邦，因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空想社会主义的缺陷。而且，马克思的学说既然是有党性的，就不可能具有科学性。科学的实质就是非党性的、排斥价值判断的东西(康德)。伯恩斯坦进一步断言：“我对那些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终极目标的东西，一概不感兴趣。这些东西，不论怎么的目标，对我而言都是无，运动才是一切。我指的运动，是社会全体的进一步的运动，以及为实现这些运动而进行的政治社会宣传和组织”(《崩溃论与殖民地政策》)。因此，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战略，就不该是空等资本主义的全面崩溃，也不是在经济大恐慌下的暴动，而应该积极地参加各种可能利用的以工人为主体的、超越了无产阶级狭隘局限的所有社会阶层的、和平的、以议会民主为主的有效活动(《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伯恩斯坦本人就是这样实践的，不幸的是他晚年的活动被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所误解，更被社会主义运动主流的共产主义完全无视了。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反而成为共产党内部危机的萌芽，也是内部斗争的口实。

江泽民在提及中共与东欧、苏联的几点不同时，只有一点讲对了：中国没有伯恩斯坦影响的历史。这是研究中国社会变革与东欧、苏联不同的最大的课题和关键：中国没有产生伯恩斯坦的社会环境，晚年陈独秀对共产主义的“黑暗中世纪”的批判就是典型，但陈独秀已经被时代的转换淘汰了。

2-3. 社会民主主义的不同形态和影响

【北欧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最早是在斯堪底那维亚地区。历史上那里有着悠久的市民议政、决策的传统。例如街区居民想改建住房，除了向市政厅申请外，必须公开立一个牌子说明情况，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才能动工。那里最早实现了妇女投票权、普选、累进税制等保障社会福利的民主改革，从而在国际上取得了两大公认的成绩；(l)成功地克服了三十年代初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抵制了马克思的过激影响，彻底杜绝了“极左的”列宁、斯大林模式和“极右的”纳粹兴起的社会基盘，除了被占领的国家(如挪威)，基本上都没卷进二次世界大战。戈尔巴乔夫回答西德总理科尔的关于“重建社会主义”目标的提问说 ：瑞典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最近，日本、中国、巴基斯坦等国的学者、记者也开始注目北欧和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社会形态了。

【德法式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的另一典型形态(不必称为“制度”)是以德、法为代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受到俄国革命的冲击，1918年，以小李普克内西为首的社会民主党激进派--斯巴达克军团，发动共产主义革命暴动遭到镇压，结局是温和派组建了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府--魏玛共和国。其魏玛宪法导入了许多近代史上的革命原理(如社会权的保障)，今天看来仍然非常民主。但是由于德国是第一次大战的战败国，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面前分裂出两大对立势力，第三国际支配的共产党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法西斯势力，破坏了社会民主党执政的魏玛共和国的社会基础。社会民主党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民主主义，其所谓“随时代大流”的观念被批判为“给与法西斯成长的机会”(法兰克福学派)；而共产党则认为社会民主党是争取工人阶级的最大对头，只盼望等纳粹取代了社会民主党，达到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再由共产党一举取而代之。其结果，军火工业完备的德国工业加上屈辱复仇情绪支配下国民心理选举诞生了法西斯政权。

战后，西德的社会民主党走过了曲折的历程，其最有历史意义的转折是在 1959年采纳的哥德斯堡纲领，由阶级、革命先锋队性质的政党转变为全民、议会政治性质的政党，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竞争经济，在具体的内、外政策(如勃兰特的“东方政策”，与东德交互承认)也实行了重大转变，完全诀别了马克思主义。在伯恩斯坦的故乡，取得了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完全胜利后的十年，成为西德的最大执政党。东德的社会民主党来自社会统一党的大部分，只是由于苏联的干涉，其政治的权力被剥弱，社会主义统一党以共产党的斯大林模式存在，但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在共产党内及东德社会里仍然很强烈。

法国的社会主义传统与德国相互影响而形成其共产主义的势力战后也曾很强大，在冷战的两大阵营对抗中一直是最左翼的。五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中，“3M” (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成为其思想领袖，六十年代戴高乐首先与美国闹翻，与中国建交令美国人大为光火，尼克松理解道：法国由于大革命以来，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新潮流的发祥地，现在由于没有实力领导世界了，只好向美国挑战了(《领袖们》)。

这种解释，很象中苏对抗的情形，不过，法国的选择与其说是出于野心勿宁说是由于社会体制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而决定。近来，克服了内部龟裂的社会党，实现了密特朗的连续执政，密特朗俨然以“欧洲总统”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更重要的是，两年后结合成一体的欧洲共同体的政治理念就是法国主导的社会民主主义类型，其委员长多次表明欧洲共同体的“社会主义”性质。

【英国和美国、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影响】

英国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是具有浓厚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英国能够提供给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弟子伯恩斯坦等人避难的场所，本身就表明它的社会基础经历了宪章运动，工会改良运动及讲坛社会主义，费边主义等等的影响，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恩格斯考察英国工人阶级得不出革命的结论，马克思把它归结为“英国工人阶级分享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殖民利润，忘掉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此同时，对英国社会的认识，有密尔、边泌的功利主义和斯宾塞的进化论。布思则自费对伦敦贫民区进行调查，写出了长达十七卷的调查报告，使国会通过了济贫法案，这可以认为是西方国家由法制的“夜警”社会向福利社会转变的开端。

西欧的别的小国(如奥地利的社会党执政)的情况几乎与上述三国相似，只有意大利共产党，由于其历史上葛拉姆西、卢卡奇的影响，打出了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反对斯大林模式的“西欧共产主义”旗号才成为西欧的最大的共产党。西欧共产主义最大的特色是提醒人们对核战争威胁的重视，避免核战争--世界毁灭的唯一途径是否定暴力革命。告别过去的共产主义，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的“和平共处”理念相通。然而，最近它不得不太易帜更张了。

那么，自由资本主义犬本营的美国呢？美国的建国历史是一种特例，它的社会构成(人种、文化)与别的国度相差太大。独立战争的领袖人物都是启蒙思想家的彻底信徒，但它的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是靠南北战争以来的各种社会运动达成的。从经济上看，罗斯福的“新政”主要是采取凯恩斯的“修正资本主义”克服了经济危机的冲击，但其巨大的军工产业却成为沉重的负的遗产，助长了世界局势的急张，甚至直接介入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

如果没有美国的占领，日本的社会形态决不会形成自民党单独执政的局面 ；一方面日本的历史本身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很强，另一方面是随着日本对美国依赖的减轻而呈现出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实际上，第一次大战后，特别是俄国革命的胜利，对日本的刺激也很大。中国所受的影响不少就是由日本传来的。如鲁迅介绍的德国、俄国文学、象“社会”、“民主”、“主义”这些词本身就来自日本语。去年的参议院选举和今年的众议院选举中社会党的跃进也多少表示着成熟起来了的日本政治正在逐步形成两党政治，呼应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接近的潮流。而被称为“没有意识形态”的自民党的各种政策也打上深刻的社会民主主义印迹。整个日本社会，其国民性具有很强的保守意识，如天皇制的存在，外交政策上的人权意识欠缺等等。但蕴藏着经济成长奇迹的高学历化、贫富差别的减小，临时工都具备的主人公精神，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竭力追求的目标。在七十年代，其近九成的国民认为自己属于“中层”，这是任何自由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实现的。

至于南美、非洲社会的社会民主主义(连尼加拉瓜的桑地诺分子也声称他们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那里的社会基本上属于西方经济、文化扩张的附属品，或者是对扩张的过剩反抗形态，政治社会上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没有什么比较的意义。

【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

给中国带来马列主义的俄国十月革命，本来是共产党(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 )和社会民主党(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共同领导的武器起义。在掌握了一切权力的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在下层占有优势，在全国社会中，布尔什维克只是少数派。两者在一系列政策、利益上发生冲突最后引发起政变，当社会民主党人被宣布为暗杀列宁的凶手时，其合法的地位即被推翻。著名社会学家索罗金曾积极参加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但最后也不得不流亡美国。真正传到中国来的，就是列宁式的共产主义，每次中国共产党内部斗争，标榜自己是真正马列主义者的人就爱引用列宁的教导：承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并由此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是判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水岭。除了列宁主义，当时的中国也曾传入过各种思潮，胡适以实用主义出发，提倡“少讲些主义，多研究问题”。随着共产党的成立，共产党加入孙中山先生重组的国民党，以及中苏的密切交往，中国对社会主义的接受完全理解为俄国革命的共产主义模式了。

列宁的去逝导致斯大林体制的产生，苏联对中国日益表露出来的野心引起了国民党排共的心理(在此之前，李大钊等人曾公开主张把外蒙划给苏联，认为那样可以让一部分人民先享受到共产主义制度。参见《顾维均回忆录》)，而孙中山先生的去逝促成了国共的分裂：国民党背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确立了右派蒋介石的主导地位，共产党也发动数次暴动，失败之后撤消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被逼上井冈山的毛泽东终于意识到不可能走议会道路了(而不是不应该)，这是中国社会不能容纳社会民主主义的悲剧的开端。

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三民主义具有很强烈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民族主义最先是针对清王朝的，后来成为国民革命纲领中对抗外强的依据，这个思想在实际运作上，共产党认为国民党依靠英美，国民党则以此指责共产党依附苏俄，直到后来共同抗日才一致起来，民权主义可以认为是政治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强调不分阶级、政治信仰的全民政治，与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截然对立；而民生主义，是孙中山先生去了欧洲，看到了贫富不均的事实，认为西方社会的各种学说没有重视经济上的平等而后来加上的。如果可以判定三民主义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话，它就是目前国共双方统一和平的基础。

正如不可能有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一样，也不可能存在世界范围的、有实质意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联合。托洛茨基组织的“第四国际”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被开除共产党员资格的陈独秀力图组织中国托派也只能是徒劳。现代国际政治的相互关系，只是政治形态的差异，而更主要地表现为民族利益的冲突，最近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就是明证。

没有受到过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影响的中国，确实在实行由共产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中，遇到了比东欧、苏联更大的困难。但是，这只是外因，社会本身的发展才是内因。列宁大概决不会认为在苏联也会发生“只可能在伯恩斯坦故乡才会发生”的变革吧!但只要社会需要，苏联共产党就自然会产生托洛茨基、布哈林、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出来。中国既然在进行着与苏联类似的历史过程，也当然会产生类似的思想和人物来，陈独秀、胡耀邦就是典型的代表。而邓小平，虽然违反了其本人意愿，也扮演了中国的赫鲁晓夫的职责(尽管他自认为是坚定的反修战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批判毛泽东的决议与苏联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就是历史的反复!由胡耀邦、赵紫阳表达出来的思想；由军事共产主义向公务员制度的转换，社会协商、对话体制等等，都与刚上台的戈尔巴乔夫的“重建”同出一辙。既然我们看清了苏联、东欧变化的实质，又找到了中国目前为什么不及苏联转换成功的关键，从这个缺欠--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一一入手，对应中国社会，多做一些分析和宣传，以促进转变的早日到来。

2-4. 从共产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变的理论依据

伯恩斯坦说：“对于我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不是理论的批判，而是依据事实所做的订正。”(《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历程》)任何社会变革都是首先由实际的体验提出来，然后再去寻求其理论的依据，判断其必然性。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最明确的分析可以在杜尔凯姆和韦伯的论述中去寻找。

社会民主主义的另一位与伯恩斯坦同样著名的人物是与其同时代的考茨基。由于缺乏伯恩斯坦那样的经济知识，考茨基的修正要稍晚一些，起初还与正统派一同攻击伯恩斯坦。考茨基主要是从历史考察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他写的《中世纪的共产主义》没有得到承认，其中最大的缺陷就在于用历史事例来套唯物史观的框架，把教团、兄弟会等组织都列入共产主义组织。

而实际上，正如杜尔凯姆指出的那样：共产主义有悠久的历史(上溯到柏拉图)，却只是在历史中不时地散见于个别思想家中；社会主义是文艺复兴、启蒙彦动以来进入近代社会后才产生的思想，一旦被提出，即蓬勃展开。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共产主义更属于想象，存在于简单、机械式联系的杜会中。社会主义只能存在于高级进化了的、有机体联系的社会中。共产主义只能存在于原始社会中，那里的社会形态没有产生机能的分化，要求所有社会资源(物质与关系)的平均分配，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的共同特征是；面对高度发达、分化的复杂社会形式，它只能从最重要的社会财富 (经济机能)的分配上要求变革，特别是想采取各种方式阻止经济的无政府状态造成贫富的差别。所以，在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中产生共产主义是一种历史的误会，既不可能复活原始共产主义，也不可能在近代的发达社会形态中实行共产主义。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实践来看，杜尔凯姆的预言是正确的：共产主义取得胜利的，都是社会分化不够发达、国家比较脆弱的地区。

社会民主主义在经济上不废除私有生产资料保证了生产的积极性，又通过消费分配的税制调节贫富差距；在政治上保障人权、自由、实行多党制，并不过多干涉个人生活。而共产主义形态，一方面强卸在生产资料、消费、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平均主义，所以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灵魂深处闹革命”这一些只能在原始人中才可行的政策，另一方面又无法消除大规模国家形态中的权力、荣誉等方面的腐败性的不平等，阿克顿爵士说：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最严重的后果是扭曲人性。与伯恩斯坦同时代的韦伯，以《社会主义》为题的对奥地利将校团的讲演，可以看成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之后的一种回答。

韦伯本人也参与过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对于社会民主党坚持马克思的教条及实际的组织运作上的颓废颇为不满。他在讲演中对《共产党宣言》内容；人支配人的消亡、资本主义的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和产生预备军的增加、两极分化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其事实的说明多受益于伯恩斯坦的修正，其理论上的考察，主要是从官僚制论来展开的。即近代社会发展要求形成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形态(如国家)，必须从官僚、科层制的形式来管理社会的各个方面：官厅、政党、军队、教育科研、工厂、农村等等。官僚制是任何社会形态都不可回避的历史必然，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形态)只能会以更加强制的形式来推行官僚制。(注；这里的官僚的概念是指一种行政管理的方式，而不是成为社会弊端的制度)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丝毫不意味着人支配人关系的消除，无论是工厂、农村、机关、军队、教育部门，凡是近代生活涉及的所有部门，都要求管理、运营权力的分配和集中。特别是在社会机能分化要求的共产主义形态下，一切权力都集中到国家的顶点上，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成为国家官僚的独裁，劳动大众的异化不但不会得到解脱，反而连生活等基本权力也被剥夺了。在中国社会中最大的受害者是农民。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的报告中说：“过去，我们不但剥夺了农民的财产，连农民的人身自由也剥夺了。”(体改所：《农民、市场、制度的革新》)

韦伯的这些预言已经被几十年来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所证明。促进美苏两大超级强权国家不断竞争的也是它们各自的国家官僚机构，苏联是政治全权主义的极权形态，美国是机能高度分化下的军、产、官联合支配体制。另外，中苏论争的实质也可以由此解明了：赫鲁晓夫宣布苏联进入了“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正在接近共产主义，所以作为阶级的敌对势力不存在了，当然，没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了，因此，共产党也由阶级政党转变为全民政党了。这就是修正主义。毛泽东认为，由于旧社会的残存和新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再生(它们可以是西方国家的影响，也可以是修正主义政策下的产物)，阶级矛盾激化的可能性仍然很大。他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来“反修防修”。而同时，东欧国家的学者们则认为：社会主义也与任何别的社会形态一样，其本身就存在着不同的阶级。东欧集团中最发达的捷克的社会学者通过调查揭示出：依据捷克社会民族的不同，社会上明显存在着在教育、职业、收入等方面的不平等社会集团。这一方面批判了中国共产党以意识形态来推断事实的错误，同时又表明赫鲁晓夫实行的改革设定了一个错误的前提--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看，改革愈深入，社会固有矛盾在很长时间内就会越深刻。

如果说社会民主主义取代共产主义是有着普遍意义的话，在不同的社会，国家会采取不同的形式和过程。中国的变革会走什么样的道路取决于其社会形态的各个的方面的性质以及相互作用。

3.中国社会形态对西方文明的受容

至今为止的、关于现代中国的诊断何其多也!但其中的内容可以大致分为表面对立实质相同的论点：从政治体制的共产主义全权形态来抨击时弊、从事变革和从文化传统的封建、落后形态来倡导启蒙`从事改良。前一种立场有时被误称为“体制外改革”，多指那些远离甚至反抗中国政治权力中心的人，以魏京生、方励之为代表，其心理上的民众基础很广泛，但缺乏实际政治、经济力量。后一种立场较为杂乱，可以把以胡耀帮、赵紫阳、万里等为代表的“务实派”与以《河疡》为代表的、自以为可以靠近权力中心的文人都归于此类，此立场在民众中几乎没有政治认同的市场，一些热衷于官场改良，希望借 “民主”达到升官目的人在民众中留下反感情绪。甚至邓朴方、邓小平也可以强归此类，他们之所以把社会弊端归于“文化”、“传统”，是由于他们在社会政治形态中占有一定利益、权力。理论上贫乏，人格上缺乏独立精神，却偏偏认为自己“最了解中国社会”。蒙眬出头的“新权威主义”在八九民运中，学生、市民根本不承认其作为一种力量的存在和可支持性就是历史对其最大的讽刺。随带指出，“新权威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理论，是人们对赵紫阳的一种判断和假设。其所谓的内容几乎都是由批判者的肤浅讨伐构成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是至今海外民主运动中的货真价实的败类，在国家存亡关头却有意无意地以民族的灾难作为个人向上爬的阶梯。

这两种论点的实质，抛去价值道德的判断和利益的不同，都是出于思维的贫困。如施本格勒对唯物、唯心论争的指摘一样；一方把天平的倾斜的原因归于左边重了，另一方把原因归于右边轻了。如果我把支点移动一下转换了倾斜，这两方都忙于“证明”对方是何等的谬误了。

至今为止的中国精神思维的历史，都没有达到对中国社会从整体实质上把握的水平。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只能从其社会的全体形态、包括政治、经济、生活方式、精神文明等等，去考察。八九中国民运显示了蕴藏于广大民众中的、作为一种精神实质的“民族智慧”是极为丰富、“很有辩证法”的，把这种民族智慧归纳、总结出来是知识阶层的使命，所以，我愿意首先从意识形态中透视中国社会。

3-1. 共产主义全权政治形态下的中国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德语为ldeologie，日语也译为观念形态)有两层含义：(l)从根本上制约社会集团的观念、思考、行动及生活样式的信念，相当于一个文化人类学的概念，是社会学的考察对象，其主体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众。例如大陆、台湾、香港都存在着有别于其它区域的意识形态。(2)反映出上速信念并整理出体系的理论、思想、相当于一个哲学的概念，要求相对成熟的社会政治条件和知识阶层的思维能力。

中国由于精神思维的贫血症，不存在第二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也就无从加以考察了，这当然限约于社会的政治形态。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几千年专制的窒息没有确立独立的人格，也无法形成独立的精神认同。所以，中国的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精神认同问题的提起，都是由民族危机，忧患意识引发的。

从林则徐喊出“放眼看世界”之后，到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失败，注定了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更新主要是围绕着民族兴亡的主题展开的。以国民党为主导的早期国民革命，为中国意识形态的成长提供了自春秋战国以来最活跃的基础，科学、民主、议会政治、进化论、《圣经》、马克思主义、列宁的学说，无政府主义、实用哲学等，以比鸦片、炮舰更有力的洪流全方位地涌入全面贫乏的中国。中国社会却根本不可能理解、消化这些思潮，好象游行抗议中所散发的各种传单一样，许多学说刚印刷出来就成了废纸。功利现实性气氛下，决定了中国意识形态形成的性质：实时性。共产党的胜利表明了它对外界冲击的反抗强于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这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适应于中国社会在对抗西方文明的殖民主义方面的不可抹灭的历史功绩。

这种由抗战确立起来的、缺乏精神实质的意识形态非但不能在维护了国家统一后充实，反而随着内战爆发而宣告终结。战后分裂的德国、朝鲜同样是国际强权势力化分的苦果，但是，有独立精神认同、意识形态基础的德国在国际缓和的大趋势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统一；没有意识形态独立基础的朝鲜则难以实现统一。它的关键与中国一样：统一的基础是各个分裂区域内的民主、自由、人权的达成。今天中国统一的最大阻碍来自国共两党都为己之私利不惜牺牲民族的利益，而特别是在大陆，又没有形成独立于共产党的社会力量。五七年的大鸣大放，七六年的“四.五” 事件，八六、八七年的学生游行，八九民运，与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学生、教授的抗议一样，也是意识形态摆脱政治权力抑压的呼求。

四九年以来，中国意识形态的第一次有时代意义的进步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达到的。李一哲(1974年)的大字报极为痛苦、艰难地要突破现实教条灌输给那一代人的思维贫血症，魏京生的民主的呼声、任宛町的《人权宣言》则明显在思维方式上突破了遇罗克、张志新等人的界限了。“四.五”运动就是这种觉醒的社会运动的先声，其影响在十年有限改革期间广泛地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并被理解接受了。而在此过程中，促使新的高潮到来的首先是文学艺术的进步。中国意识形态的贫乏限制了新时代的鲁迅、巴尔扎克的诞生，但文学却不容推卸地承担了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等领域的工作。文学最大进步在于它首先能以“人”的角度来描速社会关系中的人了。

以这种“把人作为人来考察”的基础，经济学由于与经济改革的密切关系，也获得了较大的成果。这也是邓小平所导引的共产党体制比毛泽东时代有理性的基础。对经济规律的探索首先要求科学、技术的进步，促成了对外开放的最有力支柱，甚至还渐渐地推动、助长了社会学、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的形成。但是，在教育学、哲学、历史学这样的带有强烈价值判断性质的领域内，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实际上，共产党把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定为禁区，就是因为害怕人民剥掉其神圣的正统合法性外衣，历史学的微小突破也在于其在一定程度上从“人”的角度来记叙共产党的历史。严家其的《中国文革十年史》，赵尉的《赵紫阳传》，都占一定的地位。

教育的功能是通过知识、技能的传授培养出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合格公民。但在共产主义的全权政治形态下，教育却被作为其灌输意识形态的手段来使用。

从教育的机构中消除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组织和影响，是教育改革的关键。否则，公务员制度这样的基于现代公民素质的行政制度的导入也只能是幻想。

共产主义的全权政治形态是意识形态领域卑鄙、庸俗、御用文人的根源；缺乏独立人格精神的中国意识形态几乎无抵抗地接受了“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这样的强权事实，所以如何对负责启蒙教育的教师进行启蒙是一个严重的没有被提及的问题。

哲学知识是全人类思想财富的结晶，它可以使人认识社会的本质和自我的人生价值。所谓“中国人丑恶”的各个方面，都是缺乏基本的信念带来的。如果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能力、独立人格精神有所提高的话，中国也不会容易实行今天这样的政治全权形态。中国宗教的目前地位很好地说明了信仰的实质；在上帝之上是 “爱国主义”，而国家被共产党定为政府、官僚，支配中国人心灵的不是人格上的信仰，而是现实的强权。毛泽东去世之后，这个上帝转为权力、金钱、外国人和台、港、澳等海外关系。这就从精神上预告了中国社会全面危机的到来。

意识形态的危机是动摇中国整个杜会根基的最大破坏力量。十年前，人们排者长队在新华书店门口；今天，长队排到商店，买火柴、锅、手纸，到银行买彩票和到美、日等外国的使领馆等签证。加速这个危机的，一方面是西方文明的冲击，另一方面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于这个潮流的虚弱、虚伪对应。当正直、关心共产党前途的有识之士发出“信仰危机”的警告时，掌握意识形态机器的御用文人不是化解危机，而是压制对危机的呼吁；学生、民众已经兴起的反对政府腐败的群众运动，却被当局混淆视听，回避现实。

中华民族整体的意识形态的贫乏是至今为止的各类从事民主运动的团体、个人、派别问题的最大症结。就目前的情势而言，确立民族精神中独立人格是最迫切、最有广泛意义的工作。在此特别有必要指出鲁索所强调的“公意”与“众意” 的区别。“众意”就是由民主程序确定的多数意见，它有时候以少数人(甚至49%的人)利益的牺牲为代价，有时候根本就是违背大多数人的实际利益的，因为大众也是容易被操纵控制的，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全权政治形态下。而目前的中国社会，没有普选等基本的保障民众表达自己意愿的措施，从事民主运动的团体，由于缺乏独立人格的道德约束，简单地诉诸于众意来决定一切，最后只能导致整个组织的决策偏离中国民众，成为一种利益集团而已。

这种症结的克服，除了西方传来的“民主程序”的学习外，还必须确立继承民族优秀道德垂训的独立人格精神。

3-2. 对十年有限改革的回顾

我们之所以重视现在，是因为它可以检验过去，预测来来。

对于任何当代发生的历史之评价，都是由不同立场的视点构成的。

对于十年有限改革，有许多从不同的角度提起的认识，有些是内容对立，有些是形式不同而已。最早的是共产党宣传媒介的灌输，其主要的阶段可以列为从反对“两个凡是”的党内“检验真理标准辩论”到《三中全会决议》。这一段进程可以公正地评价为代表了中国社会全体的利益要求的，被压抑下去的“北京之春” 等民主运动和在全国各地第一次实施的基层普选运动，都有力地推动了这个进步，共产党的功绩在于它从整体上顺应了人民的要求。八四年的国庆观礼表示了人民对共产党统治的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