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st Buy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CSRI
2012-08-11 13: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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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6月8日的文章“从Intel到Zynga: 如何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指标CSRI?”中提到:“Zynga的CSRI大致在C和D之间”。近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对Zynga的负面报道进一步确认了我的初步观察,它的股票也从首次股东大会时的低潮6美元(最高时达到$15.91)再次下跌一半。6月11日,我就公司的社会政策致函其VP of Customer Service(在股东大会时我只能与他交谈),至今没有得到回复。目前为止,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定,只能采用定性的直接调查方法,而比较有效的手段是以股东的身份与公司打交道。以此看来,Zynga的CSRI可以被确定为D。

与Zynga相对照,总部在明尼苏达州的Best Buy(中文名称“百思买”)是一家传统(1966年成立)的连锁店,在美国(一千多店)、欧洲(两千多店)、加拿大(两百多店)、墨西哥(8店)和中国(100%控股的“五星电器” 204家商店)销售电子商品,并在中国有从事设计、开发、测试和合同生产的“全球采购运营”中心。在电子商务的大趋势下,Best Buy的业务不断下滑、股票下跌,4月29日,其CEO又因为行为不当受到调查而被迫辞职,由一个董事临时代理CEO职务。在这样的内外压力下,公司的董事会比较谦虚。例如,对于一个股东提案要求所有的董事必须每年选举(一般的科技公司都这样),董事会在发出的股东大会通知中声明不采取立场,后来又专门发出更正,声明支持这个提案。6月21日,我第一次通过网上参加股东大会。在最后的股东问答时节,我问Best Buy是否加入UN Global Compact(联合国全球契约)?因为联合国全球契约比较广泛,代表各种产业和国家的企业,我也想替刚打过交道的联合国全球契约推销,可惜没有得到回答。这使我意识到网上参加股东大会的局限性,很担忧以后别的公司都推行网上(虚拟)大会,让公司容易控制股东的直接参与。

会后当天我立即给公司董事会写信,建议公司采纳包括人权在内的社会政策。7月2日,我接到投资者关系主管Mollie O'Brien的回复,确认收到我的电邮和信函。她说公司Sustainability and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持续发展和企业责任)部门高级主管回复到:尽管Best Buy没有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但参与了世界经济论坛、Electroni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 (EICC)、Sustainability Consortium (TSC)、Global Social Compliance Program (GSCP),采取步骤尊重人权、保护环境等。我7月23日回复她,指出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富人政客俱乐部,EICC的漂亮宣言对于签署者(如苹果、富士康等公司)没有丝毫约束力,我愿意向帮助英特尔公司那样替公司制定人权原则和企业社会责任准则。我也坦率说明由于公司股票下跌,我的股份价值已经不足以提交提案强迫公司表态了。

至今为止,我还没有得到Best Buy回复。这一是因为我已经失去提案权(无独有偶,当我签字撤销今年唯一确保的对M公司的提案后,该公司热情的律师和主管就没有联系了),也是因为Best Buy本身也在经历激烈的内斗。很有可能,Best Buy会被其创始人(仍持有20%股份)找人买下所有股份而退出公开发行的股票市场,逃避股东的公开监督,不可能谈什么企业社会责任了。以此,Best Buy的社会责任指标CSRI应该是C。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2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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